作者： Brook
“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”，这句话在中国大陆从小学讲到大学，讲得太久，以至于几乎没有人问一句：这个“封建社会”到底在描述什么？一旦对照制度和史实，就会发现它既不是从中国历史里归纳出来的结论，也经不起跟它所借用的西方概念比对，它只是一个为政治需要而生的标签。
“封建社会”是西方feudalism的译名，经日本转入中国，再被马克思主义的“五阶段论”套到中国历史上。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里，这种硬套已争议极大，学者对中国属于哪个阶段各执一词。真正把它奉为圭臬的，是毛泽东1939年的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宣称中国三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。1949年以后，这个判断变成不容讨论的教条，质疑它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学术问题。
问题在于，帝制中国跟欧洲feudalism几乎没有一处相像。欧洲封建制的核心是领主与附庸之间层层分授的契约、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奴、以及分裂的主权。中国正好相反：官员由中央任命、不能世袭，皇权透过官僚系统直达县一级；土地自战国以来可以买卖，佃农是租户而非农奴；科举更打开了社会流动的通道。用“封建”概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、土地私有、身分可变的社会，是用一把错误的尺去量中国。
这不只是反共学者的看法。钱穆一生反对“封建社会”之说，指出秦汉以降的中国是“士人政府”，用苏联的阶段论来套是削足适履；内藤湖南把宋以后称为“近世”——认为那已是一个平民社会；西方学界一般称之为帝制官僚国家。在中国大陆以外，“两千年封建社会”在严肃史学里几乎没有市场。
中共为什么非要这个说法不可？因为没有漫长的封建阶段，就推不出“资本主义萌芽”和革命的必然性，中共的正当性便失去根基。同时，把整个传统打成“封建”，为土改消灭地主、为批判传统与民间信仰提供了现成的罪名。“封建残余”“封建迷信”从来不是历史描述，而是政治定罪的工具。
看清这一点，就会看到更重要的事：中国两千年真正延续下来的，是一个成熟的帝制官僚国家。皇权受伦理、士人舆论和祖宗成法约束，官僚体系有独立于君主个人意志的规则，这正是君主立宪最自然的土壤。清末的立宪运动、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走的就是这条路，与英国、日本从旧王权过渡到宪政本质上是同一条路。它没有走完，不是因为走不通，而是被“革命”打断。“封建社会”这顶帽子最大的作用，就是把这条路连同整个传统一起划入“必须推翻的旧制度”。帽子摘掉之后，剩下的才是中国自己的历史。
